论文速递 | 面向数字社会的学生社群互动行为分析

  摘要:命运与共是当今世界的显著标志,人际交往对于社会生产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信息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学生的成长空间,数字交往成为当代学生主要的人际互动形式,网络社群则成为学生成长的主要空间。然而,这也导致学生直面数字社交带来的交往异化和主体性丢失问题。因此,研究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构建了数字社会CSS架构,涵盖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主体空间(Individual Space)和社会秩序(Social Order)三个层面,该架构为数字社会成员在新时代的生存发展和社会交往提供了可信机理。基于此架构详细分析了个体面向数字社会所应具备的胜任能力,具体包含数字文化中的工具意识、数字素养和主体效能;主体空间中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行为约束以及社会秩序中的群体意识、情绪驾驭和社会参与。

  关键词:数字社会;学生社群;学生互动行为;交往理性;学生成长空间

黄荣怀1,刘梦彧1,虎  莹1,郭  炯2

1.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一、引  言

  时至今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各国交往的密切性和命运的依存性大大加深,命运与共成为当今世界的显著标志[1]。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3]。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自身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彻底性明证在于把相互依存作为核心理念,“相互依存”即马克思所强调的“交往”[4],一部世界史就是人类文明的“交往”史,现实的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促进了社会生产与发展。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 人类生活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而学校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5]。从传统社会交往角度来看,社群是学生成长的主要空间之一,关注学生在社群生活中的交往与互动、矛盾与冲突[6]。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一个全新的信息空间,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信息空间共同支撑下进行[7]。在由数字技术构建和支持的信息空间中,社会交往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方式都实现了数字化变革,体现出数字交往方式和数字价值精神[8]。在此背景下,网络社交成为当代学生进行人际互动和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重要途径,网络社群则成为数字时代学生成长的主要空间。

  当下,数字社交媒体连接着全球近一半的人口[9],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网络社群。数字通信技术支持着人们的社会交往,使得世界各地的人能够进行实时交谈,但同时也为极端言论和误导信息提供了平台,借此强化偏见并引发纷争。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网络空间的超然性使得个体可能表现出比其在现实社交中更为突出的负面社会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需要被重视。交往理性要求人们的交往行为建立在真实、诚恳的原则上,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找回交往的本性[10]。当代学生是伴随着技术成长的数字原住民,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技术且通过技术产品实践和感知其所生存的世界[11],直面技术发展和数字社交带来的交往异化问题和主体性丢失问题。因而,从交往理性的视角审视数字时代学生的社交方式和社群建构,规范学生的互动行为,对于其建立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网络社群与数字社会架构

  随着人类步入数字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嵌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构建起生活中的大多数场景,紧密连接并组织着人们的工作、学习以及社会交往等几乎所有生命活动[12]。人的社会生活可以区分为物质生活和社群生活[13],社群本质上代表着在各种规模下的社会单元,由具有一定共通特质的个体聚合而成,这些共通特质可以包括规范、价值观、身份,或者是地理区域、虚拟空间上的共同归属[14],数字技术的兴起扩展了传统社群的概念,虚拟的社交群体逐渐形成,其特征与构成要素也经历了演变。

  (一)社群与网络社群

  社群是在社会内部由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基于社会成员的共同需求,通过契约方式或一致意愿联合起来,彼此相互依存并分工合作。社群(Community)也被译为“共同体”,通过成员的积极关系而形成,表现出关系和结合的特征[15]。社群不仅是人群的集合或社会的类属,还展现了人们相互联系的独特模式,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并对其成员有某种确定的期望。作为共享群体,群体中的人会产生对于同为群体成员的认同感,形成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下独特的群体文化[16]。社群是社会赖以运行的基本结构要素之一,广义上的社群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17]。社群不同于其他一般的聚集体,社群的形成和运行体现出以下特征:较为明确的成员关系、成员间持续的相互交往[17]、群体成员具备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形成了内部分工协作并具有一致行动的能力。

  数字技术的兴起和技术产品的发展,根本性地改变了人际交流方式和社会结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空间的扩展,社会组织开始围绕信息网络展开。这种转变与网络化个体主义的兴起程度同步进行,与传统社会结构,如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家庭或社区等社交群体形成鲜明对比[18]。社会组织已经围绕着基于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活动的信息网络组建起来了,不再受地理接近性的制约[19],形成了所谓的网络社群。网络社群可以被理解为传统社群在数字时代互联网构建的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它们构建于互联网虚拟空间中,具备高度动态性和持续演进的特征,形成了一种新兴的社交互动模式。在本质上,网络社群代表了社交关系从现实世界向虚拟网络空间的扩展,如借助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组建的群聊等。同时,也包括在网络空间中直接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数字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工具助力,为现实社群成员提供了不仅限于日常现实生活的更广泛的交往空间和更丰富的交往形式[20]。从表现特征来看,网络社群所表现出的特征与现实社群的特征相一致,同样强调社群成员之间持续的交往并形成稳定的社交关系,在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形成一致的群体意识和社群规范,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协作方式。在网络社会中,人们不再受限于在固定的时间与地点进行交流,而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沟通分享,网络和社交媒体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的虚拟空间,虚拟社交群体也因此逐渐形成。

  (二)交往理性与数字社会架构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类原有的生存和交往模式,消解了时空距离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对社交的本质和过程进行了重构。匿名化的数字世界为个体提供了实现多元自我并摆脱现实社会束缚的机会。与传统方式中的面对面社交不同,数字世界中的人们通过在虚拟空间中塑造新的数字身份进而消解原有现实社会关系的实际含义,借此打破现实社会关系造成的身份束缚[21],在网络社群的交往中得到释放,引发了一些人对其他人的支配,带来了社会对个人的压抑,导致人与人关系异化。数字化社交方式导致人们自我表达的虚拟化,并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自我意识的虚幻状态[21],瓦解了原有的交往真实性,使得个人无法持续确定自我的主体性,失去社会交往的本质。

  基于当前的社会交往问题,可以引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思想和交往理性理论来进行审视。交往理性是指体现在交往行为背景中和生活世界结构中人的生活理性,是遵循普遍规范而构建的平等且合理的主体间结构[22]。交往对于生活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交往的初始目的是使得讲话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而技术理性的出现促使人们总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去做一些事情,这是人际交往关系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交往理性是能够协调交往主体之间关系使之达成相互理解的能力,通过语言实现并且遵循社会交往规范[23]。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语言用于表达现实和个人感受、想法以及帮助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合理的人际关系的建立是最重要的,只有建立了合理的人际关系,科技异化带来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消除[24]

  以交往为主的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面构成,为个人进行交往行为提供背景条件。其中文化为交往创建沟通交流的信息和知识基础,社会为交往提供群体间的规范和秩序维护,个性则促进交往个人融入社会群体[24]。在文化层面,哈贝马斯将文化称为知识储存,文化是人类语言、知识、信息的集合,作为理解与沟通的背景在社会交往中起基础性作用,是推动交往行为发生的动力源泉。在社会层面,他将社会描述为合法的秩序,交往主体在共同生活的世界中遵循相同的规范,并形成共同的情感和认知以达成交往共识[25]。在个性层面,哈贝马斯认为,“一切促使主体能够言说并且行动的动机和能力,都把它们归入个性结构”[26],个体是共同体形成最基本的要素,对交往主体个性的承认与尊重构成交往共同体形成的前提。

  数字化的生活世界作为现实生活世界的延伸,同样遵循上述的三维结构,其中文化层面因数字技术的内涵融合而进一步拓展了其涵义。数字时代的社群作为数字社会人际交往的单元,同样具备社会性和主体性,并包含融合了技术性的文化特征。因而,从交往理性的视角进行分析,面向数字社会的社群都应具备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主体空间(Individual Space)和社会秩序(Social Order),三者共同形成了数字社会的架构(即CSS数字社会架构,如图1所示)。该架构为数字社会成员即数字公民在新时代的生存发展和社会交往提供了可信机理,同时,成员也应具备相应的胜任能力以适应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并积极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在CSS数字社会架构中,数字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数字时代进行社交并达成一致的社会认知基础,代表了成员在社群中形成的共同理解,应当涵盖成员对技术使用的基本工具意识,以及规范使用技术进行社交的数字技能和素养,同时,也包括对自身能够有效应对未来技术的主体效能感。主体空间承担着维护社群成员的自身主体性和自我同一性的职责,以确保他们具有自由表达和参与沟通的能力,成员在拥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基础上,能够清晰识别自身价值以形成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在文化和制度的规范下实施行为约束。社会秩序旨在规范成员的交往行为,维护他们的社会地位,以促进相互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同时,社会秩序也要求成员具有群体意识,能够接纳和理解社会交往中的多样化冲突与问题,具备相应的社交情感技能,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社交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在数字社会架构的每个层面,都暗含着社会成员从个人意识培养到能力提升再到实践参与的动态发展路径,正是这种动态发展路径,推动着社会成员培养其自身在数字社会的胜任能力,并推动数字社会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而持续发展。

  三、学生社群的社会认知:数字文化

  数字通信技术已深入渗透至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多个领域,为人际交往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数字文化成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共享的社会认知基础。在数字化的环境中,个体需具备相应的工具使用意识和技术应用能力,以迎接不断涌现的技术变革,确保其在数字环境中的适应性。技术的飞速发展塑造了一个信息丰富且多元的社会环境,如何在数字世界中良好生存、自我发展且融入社会活动,已经成为每位公民所必备的能力。

  (一)工具意识:使用技术的基本认知

  数字时代的人们被赋予数字公民身份,即在数字社会中运用技术进行学习、工作和生活。数字公民是利用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活动并在数字社会生存的个体,拥有最基本的工具意识和技术使用意识,能够定期且有效地使用互联网。数字文化中的工具意识可以理解为在数字时代个体对各种数字工具、技术和资源的认知、理解能力和应用意识。具有胜任能力的数字公民能够合法安全地使用数字工具,适当且负责地运用数字技术参与社会交往,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学生是数字公民教育的重要对象之一,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先后发布了三个版本的《国家教育技术标准:学生标准》,系统且全面地对于学生适应技术应用以促进学习和生活的能力标准进行了描述。标准的第一版于1998年发布,明确了新时代的学生应该具备的教育技术知识与技能,包括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实践,认识技术使用所涉及的社会和人文问题,熟练掌握技术效率工具、通信工具以及研究工具,同时,具有运用技术解决问题和进行决策的技能[27],这一版本的标准充分强调了学生加强工具应用意识和技术意识的必要性。《标准》的第二版于2007年发布,提出新时代的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包含交流与协作,数字化时代的公民职责和技术操作与概念理解等六大能力[28],突出学生在新时代的数字公民身份以及技术意识和技术理解的重要性。于2016年发布的第三版本则提出数字时代的学生应当具备的素质能力包括赋能学习者、数字公民和全球协作者等七大能力[29],强调学生应当让技术在自己达成学习目标和进行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学生技术标准经历了1998—2016年的修改更新,每一版标准都强调学生应当具备基本的技术意识和工具意识,将工具和技术使用融入学习和生活,以更好地达成学习目标和进行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与他人进行交流协作。有意识地使用数字工具,关注数字技术和工具的更新,是数字社会成员都应具备的素质能力,也是数字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二)数字素养:应用技术的合理规范

  数字素养与工具意识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工具意识构建了数字文化的基础,数字素养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强调在数字环境中合理规范地使用技术,确保社群成员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些工具处理信息、解决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互动。数字素养是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适应数字社会生存的基础能力。在数字社会中,个人获取信息的能力对于其融入社会环境以及进行正常社交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信息的数字化以及网络社交的普遍化,个人数字素养和技能的提升也变得愈加重要。

  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延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中将数字素养解释为是通过数字技术安全且适当地访问、管理、理解、整合、交流、评估和创建信息的能力,是互相关联的数字技能的集合。并提出数字素养涵盖的七个素养域,包括基本的设备和软件操作能力、信息和数据素养、交流协作素养、数字内容创作素养、安全素养、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职业相关的技术应用素养[30]。其中交流协作素养强调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互动、沟通和协作,体现出技术使用对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性。而关于数字素养与技能掌握程度的划分,欧盟发布的数字素养框架从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将其分为信息与数据素养、交流与合作素养、数字内容创造素养、安全素养和问题解决素养,并提出八个等级判断个人数字素养的掌握程度,分别为在全程指导下完成简单任务、自主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需要部分指导、独立完成有明确规定的任务、独立完成能满足自我需要的任务、能够指导他人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整合相关知识并指导他人使用特定的方法解决问题、能够在相关领域提出创新的方法[31]。数字素养框架对于个人使用技术进行交流合作提出了明确的能力要求,旨在让数字社会进行社交活动的个人能够有效应用技术、选择合适的工具、采取恰当的沟通策略,积极利用技术优势与他人交往合作。

  (三)主体效能:驾驭技术的内在驱动  

  主体效能是个体对于自己能够完成特定任务或达成特定目标的信心和信念,而在数字文化中的主体效能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对于使用数字工具、应对数字技术变革和挑战的信心以及对于自己在数字化环境中实现目标的信任感。数字技术的主体效能感对于个人数字素养提升起着关键作用[32],同时,也显著影响了个体运用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由于排斥数字技术应用而脱离数字社会的人群,难以得到技术应用带来的益处,导致其参与社会的能力逐渐减弱[33],极大加深了数字鸿沟,也增加了人际交往的冲突。

  针对数字技术排斥以及数字鸿沟扩大的现象,数字包容的概念由此而生。国际电信联盟提出数字包容的目标是保证每个人都能从数字技术及其应用系统中受益,因而所有人都应具备适当的数字技术应用技能且享有平等的机会。从国际政策关于数字包容的分析和应用政策角度进行分析,数字包容应当包含关于数字技术的准备、就绪和参与[34]。其中数字就绪的维度中明确提出要增强公民对于数字技术使用的信心以提升主体效能感,并通过完善数字服务、普及数字教育并保护公民数字隐私以实现该目标。具备较高效能感的个人则将逐渐提升数字技能水平以克服数字挑战,更积极地融入社交活动,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交社群。

  四、学生社群中的个体发展:主体空间

  社群成员的个人主体性是推动社群发展和延续的动力,独立个体的重要特征是拥有自我意识。拥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主体在与他者和世界的交互中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由于每一位个体成员都具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不可消溶性,如果一味强调主体意识的彰显,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需要看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并通过行为约束来促进主体间的和谐沟通和交往。

  (一)自我意识:个人主体的内在表征

  自我意识对于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行为决策具有重要意义,高度决定着个人对于环境的行为反应[35]。意识是建立在最直接、最可靠的知觉基础上的[36],是人基于对自身的认识和主观能动性,对环境作出的反应。数字技术为学生的自我意识呈现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平台和空间,进而产生了基于数字化表达的自我意识新形态。数字自我是自我意识经过数字化之后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的一种样态,是真实自我的一种数字展现[37],是数字时代中自我意识的一种延伸。例如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学生可以在数字世界中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身份和形象特征。

  在学生社群中,自我意识在明确个体定位、促进学生自我表达和个性展示、理解他人和隐私的自我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我意识有助于个体在数字网络社群中明确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技能和目标选择参与的社群,并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和互动,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交关系和支持网络。自我意识也能使个体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特点,并在数字网络社群中进行自我表达和个性展示。同时,自我意识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情感和需求,通过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独特性,个体可以更容易与他人建立共情和共鸣,促进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最后,自我意识有助于个体保护自己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使个体可以更加警觉地注意自己在数字网络社群中的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避免受到网络骚扰、欺诈或侵犯。

  (二)身份认同:个人价值的整体把握

  人与人之间往往通过商谈或交往形成共同体,并在与他者的交往和互动中对自我进行反身性的思考和理解。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个体确定自身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对立或者互补,进而表达和协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明确自我在群体中的位置[38]。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深植于社会,是每个人根据自身经历进行反思、总结和理解形成的自我概念[39]。这种自我概念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不断产生的反思性活动的促进下得以创造和维持,也促使个体保持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维持。

  自我身份认同是在个人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进行持续反思性思考而形成的,不仅是对自身整体性的把握和理解,还是对自身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定位的明确认知,只有在建立社会和个人之间某种联系的基础上,自我身份认同才得以实现[38]。在数字生活世界中,身份认同对于促进归属感和社群参与,增强凝聚力和促进共识,推动社群间的交流和互动有着重要的意义。身份认同使个体能够感知自己与特定社群的关联和归属感,通过与特定社群的身份认同,个体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社群活动、互动和讨论,从而获得社交支持和满足感。同时,身份认同有助于形成群体凝聚力和共同目标,通过共享相似的身份认同,个体可以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形成紧密的社交网络,并共同追求共同的兴趣、目标和价值观。最后,身份认同对个体在数字网络社交社群中的交流和互动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被他人理解,促进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

  (三)行为约束:个人交往的规范管理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主体意识的彰显,主体滋生的膨胀可能会导致某一领域对其他领域的“侵犯”,因此,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行为约束是独立个体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情绪和欲望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能力,涉及个体内部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过程以遵守社会规范。自身行为约束可以帮助个体在面临冲突或挑战时,抑制自己的冲动和欲望,从而采取更符合自己价值观和社会期望的行为。

  在数字社会中,行为约束在维护社群秩序和公共道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为约束可以促使个体在数字网络社群中遵守公共规则和道德准则,通过对自身的约束,个体可以避免恶意攻击、辱骂、谣言传播等不当行为,促进友善和文明的网络环境的形成。并且,对于自身的约束可以帮助个体在情绪激动时保持冷静,避免过度攻击或伤害他人的言辞,促使个体可以更加谨慎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后果,避免冲动或不适当的行为,维护良好的社群氛围和互动环境。除此之外,行为约束可以敦促个体在数字网络社群中对信息进行审慎判断和筛选,避免盲目转发和传播虚假信息、谣言等不实内容,可以成为负责的信息传播者,维护网络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与他人进行良好的互动和交流,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

  五、可持续发展学生社群的互信机理: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对于社会和谐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数字社会社群运行的可信机理,即社群成员可信赖、可依靠的秩序保障。秩序的核心在于规范社群成员的交往行为,维护成员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从而促进团结与协作的形成。个体在对于社会结构、多样性文化和价值观以及社会规范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具备一定的社交情感技能以有效地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理解和应对不同的观点和文化,与社群成员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维持社群的有序和谐。

  (一)群体意识:多元文化的理解接纳    

  群体意识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规范的认知,能够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环境的他人,并与之共情。个人群体意识的存在使得自身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决策将如何影响周围社会环境和他人,以此形成对他人观点和感受的理解与包容,在社交互动的过程中则表现出更加注重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行为。群体意识能够促进个人对于社会共同利益的考量,帮助个体更好地融入社交群体,建立健康、共融和互动的社会关系。这种理解与接纳的过程为社会互动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基础,也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和积极的社会氛围。

  群体意识促使个体能够反思自身的文化观念和偏见,超越单一文化的视野,认识到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这种认知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个体则能够更好地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进行交流,减少误解和冲突,建立更加融洽的社交关系。个体群体意识的培养同时能够激发自身对社会不平等和歧视的关注,通过了解和认识不同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个体更容易成为社会公正的倡导者,促进包容性和平等的社会发展。群体意识的提升使人们更加敏感于文化差异,鼓励个体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个文化成员,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包容和互相尊重的社会空间。综合而言,群体意识关注个人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与接纳和对他人的包容与共情,是个人从自我走向社会交往的重要认知跨越,也是社会规范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

  (二)情绪驾驭:人际交往的情感技能

  情绪驾驭是个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关键能力,不仅指的是能够适时控制自身情绪,更重要的是能够为他人带来积极的情绪影响。学术、社会与情感联盟提出社会与情感能力,并将其描述为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能够有效驾驭自己情绪、建立积极人际关系、作出负责任的决策以解决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能力。其内容包括认识自己的情绪和价值观;设定和实现目标,处理情绪以促进相关任务的完成;理解和共情他人的观点和感受;在团队中既能够作为领导者和团队成员有效完成工作,又能合理解决冲突;在社会交往行为中作出合乎道德且有建设性的选择[40]。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则认为,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学习是一种全面综合的方法,能够帮助个人有效管理生活和学习,促进其自身的社会与情感技能发展,其中包含了解和重视自我,理解自身的想法和感受;管理自身情绪,能够应对且转变消极情绪,提升自我的积极情绪;努力迈向目标,坚持不懈,保持乐观;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重视并支持他人;建立并维护人际关系,解决问题[41]。情绪驾驭能力旨在培养个体感知自己和他人情绪,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以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

  目前,多数国家通过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情感学习实践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社会和情感能力。学术、社会与情感联盟指出,社会情感学习最好的实践是有效的课堂教学,学生在课堂内外积极参与各类活动,以及广泛的家长和社区参与项目的规划、实施和评估[42]。这种综合的实践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全面的社会与情感技能,通过课堂的学习活动以及学生在实际项目中的参与,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情感、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同时也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实际运用这些技能。同时,家长和社区的积极参与则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社会情感学习机会。

  (三)社会参与:社交活动的积极推进

  个人的社会参与是指在社群中积极融入各种社会活动并有效进行人际互动,社会参与能力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报告》提出,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并将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强调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实践能力[43],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使学会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在当下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显得尤为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国家教育系统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让每位社会成员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形成对于社会事务的责任意识[44],引导学生进行社会参与,帮助学生构建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有机的联系;使学生学会处理好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认知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关心社会公共事务,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社会参与对于推进社群活动也具有关键作用,个体通过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能够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增强对社会事务的了解和关注,从而推动社交群体的全面发展和不断变革。而且,社会参与能够激发社会创新和个体问题解决的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能够给个体带来新的想法和方法,为社群发展提供创新的动力,推动社群朝着更加可持续和创新的方向迈进。此外,社会参与有助于构建社群内部凝聚力,促进成员的相互合作。综上所述,社会参与不仅在个体层面激发社群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也在整体上为社群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提供重要支持。

  六、结  语

  数字技术发展引起的变革涉及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信息空间和原有的人类社会、物理空间相互融合,将我们所处空间的二元结构转化为三元结构,学生的成长空间也因技术的介入而得到拓宽,网络社群成为数字时代学生成长的主要空间。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当代学生在互动交往中直面技术理性导致的人际交往异化和主体性丢失问题。针对当前的交往异化问题,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对数字社会社群进行分析,可以提出包含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主体空间(Individual Space)和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CSS数字社会架构,该架构为数字社会成员的能力发展提出了明确需求,也为成员适应技术发展、胜任数字公民提供了规范保障。数字社会架构中的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此同时,各层面都包含着社会成员为胜任数字公民,从意识到能力再到实践的动态发展路径。

  首先,数字文化作为数字时代社群形成的知识背景,是成员共享信息、知识和价值观的基础。工具意识、数字素养和主体效能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共同构成数字文化的总和。工具意识为数字素养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基础,而数字素养的提高又增强了对工具意识的深入理解和更有效的利用,主体效能作为信心和信念的体现,受到工具意识和数字素养的双重支持,从而促使个体更有信心地面对数字世界中的各种情境和挑战。三者相互交织,构建起了数字社会的文化基础,也推进着社会文化的持续改进。

  其次,主体空间保障社会成员的个性发展,维护其自身主体性和自我同一性。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行为约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意识为身份认同提供了认知的基础,而自身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规范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这种相互支持促进社群成员在主体空间中更加平衡地发展个性。三者处于动态平衡的关系,个体在数字社会中的经验和社交互动的不断变化,个体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感和行为约束力也会相应地调整和演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交环境,形成个性发展的同时也共同演绎着数字文化。

  最后,社会秩序为社群运行提供了可信机理,积极推动社交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群体意识、情绪驾驭和社会参与作为关键组成部分,形成了良性循环。群体意识为个人的情绪驾驭和社会参与提供了认知基础,个体通过对社会结构和规范的理解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并愿意更加主动地参与社会活动。情绪驾驭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参与经验的积累反过来又深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知,提高了个体的群体意识。社会秩序是通过群体意识的传递、社会情感的共鸣和社会参与的实践共同构建和维护的,三个要素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塑造社会秩序的复杂关系,共同构建了数字社会中的交往制度和规范。

参考文献

[1] 温东,丛文清.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六论”及其逻辑论析[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4):15-27.

[2] 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EB/OL].(2013-03-24)[2023-11-30].https://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

[3] 习近平.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1-10-26)[2023-11-30].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755.htm.

[4] 杨洪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术语革命”[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26(3):22-29.

[5] 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7-48.

[6] 赵胜军.“互联网+”时代学生社群生活与学习方式的变革[J].当代教育科学,2017(3):76-79.

[7] 潘云鹤.人工智能2.0与教育的发展[J].中国远程教育,2018(5):5-8,44,79.

[8] 温旭.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与合理化出路——以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为视角[J].理论月刊,2020(11):27-36.

[9] UN.数字技术的影响[EB/OL].(2020-09-24)[2023-11-30].https://www.un.org/zh/un75/impact-digital-technologies.

[10] 吴海琳,曾坤宁.元宇宙视域下的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转变[J].社会科学辑刊,2023(1):187-194.

[11] 邓敏杰,张一春,李艺.试论儿童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哲学基础[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9):26-33.

[12] 李泓江.数字时代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与人的存在危机[J].北京社会科学,2022(5):85-95.

[13]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4] 董盈盈.网络社群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15] 斐迪南·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1.

[17]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版[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7.

[18] RAINIE L,WELLMAN B. 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M].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 2012.

[19] OECD. How’s life in the digital age: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people’s well-being[R]. Paris:OECD Publishing,2019.

[20] 徐志斌.即时引爆:社交红利2.0[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70.

[21] 温旭.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与合理化出路——以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为视角[J]. 理论月刊,2020(11):27-36.

[22] 王雨辰.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23] 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268.

[24]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25]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6]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7] 杨金勇,孟红娟.利用技术变革学习:新版《美国国家学生教育技术标准》解读[J].中国电化教育,2018(6):86-90.

[28]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students:second edition[M]. Arlington: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07.

[29]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TE standards:for students[EB/OL].(2017-12-31)[2023-11-30].http://www.iste.org/standards/for-students.

[30]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SDG 4 data digest2018:data to nurture learning[R]. Montreal:UIS,2018.

[31] CARRETEO S, VUORIKARI R, PUNIE Y. Digcomp2.1:the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 with eight proficiency levels and examples of use[EB/OL].(2017-05-01)[2023-11-30].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3c5e7879-308f11e7-9412-01aa75ed71a1/language-en/format-PDF/source-search.

[32] CHOI M, CRISTOL D, GIMBERT B. Teachers as digital citizens: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backgrounds, internet use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n teachers levels of digital citizenship[J].Computers & education,2018(121):143-161.

[33] 董君,洪兴建.数字鸿沟的内涵、影响因素与测度[J].中国统计,2019(12):71-73.

[34] 杨巧云,梁诗露,杨丹.数字包容:发达国家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借鉴[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45(3):194-201.

[35] 金盛华.自我概念及其发展[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30-36.

[36]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谈自我意识[M].石磊,译.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37] 肖峰.论数字自我[J].学术界,2004(2):86-99.

[38] 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242.

[39]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0] DURLAK J A, DOMITROVICH C E, WEISSBERG R P, GULLOTTA T P.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research and practice[M]. 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 2015.

[41] LENDRUM A, HUMPHREY N, WIGELSWORTH M. 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for secondary schools:tools for monitoring, profiling, and evaluation[M]. Nottingham:DCSF Publications,2007.

[42] 王松丽,陈瑞生.国际学生社会和情感能力研究趋势及其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7(4):16-20,15.

[43]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中国教育学刊,2016(10):1-3.

[44] 叶飞.公共参与精神的培育——对“唯私主义综合症”的反思与超越[J].高等教育研究,2020(1):18-24.

Analysis of Student Community Interaction Behavior for Digital Society

HUANG Ronghuai1,  LIU Mengyu1,  HU Ying1,  GUO Jiong2

1.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Cyber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 shared destiny is a distinctive symbol of today’s world,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expanded the space for students’ growth. Digital interac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and digital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space of students’ growth. However, this also causes students to face the alienation of interaction and the loss of subjectivity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SS architecture for digit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covering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Culture, Individual Space and Social Order, which provides a credible mechanism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ociety member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study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ompetencies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have for digital society, specifically including tool awareness, digital literacy and subject efficacy in Digital Culture; self-awareness, identity and behavioral constraints in Individual Space as well as group consciousness,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Order.

  Keyword: Digital Society; Social Community; Student Interaction Behavior;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Student Growth Space

Scroll to Top